己的心跳，一下，一下，像有人在他胸腔里敲夯。他没有哭出声。五十五岁的身体里那个病残的老头在哭，十八岁的身体把他摁住了。
十分钟后，他坐起来，开始盘点。
这不是梦。梦里掐大腿不疼，梦里闻不出荞麦皮的皂角味，梦里的稀饭不香。他回来了。从2027年10月17日夜里的塑料布上，回到了1990年6月6日凌晨的这张竹子席上。
中间隔着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里，他考砸过一次数学，复读了一年，糊里糊涂读了大学；他赶上过国库券、认购证、老八股，又眼睁睁看着机会从指缝里漏光；他进了县委办公室，给领导写了七年材料；他一步一步往上走，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正厅、副部、正部——每一步他都记得是哪一年，穿了什么衣服，在哪个会场，跟谁握的手。
他也记得自己是哪一年开始收钱的。1995年，两万块，装在一条中华烟里。那天晚上他把钱塞进床底，一夜没睡，第二天照常上班。第三个月，他就习惯了。
再往后的事，不用回忆，就长在身上：法槌那一声，牢房墙皮的味道，狱警喊他编号的声音，还有周长贵抱着门框时，那声朝着天上喊的“老天爷啊“。
厨房的风箱声停了一下，又接着响起来。
陶爱民把准考证放回桌角，用一只钢笔帽压住。他赤脚下床，走到三斗桌前拉开抽屉最底层——那里有一个铁皮饼干盒。他记得这个盒子，前世的这个盒子里，装着全家的存折、粮本、父亲的工资条，和母亲攒了半辈子的一对银镯子。
盒子还在。存折也在。
他翻开存折，就着窗口的光看。最后一行，1990年5月26日，结余：137.60元。
一百三十七块六。
这就是陶家在1990年6月的全部家底。红星机械厂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发，棉纺织厂上个月扣了互助金。屋里还有三百来斤稻谷、一头留着过年的猪、一对不能动的镯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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