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下午五点二十，最后一场考试的交卷铃响了。
“全体考生停笔，把笔放在桌上——“
铃声落下的那一秒，红旗中学三十几个考场里，同时响起一片长长的、如释重负的呼气声。有个考场的考生带头鼓了下掌，掌声稀稀拉拉，没人好意思接。
陶爱民把钢笔帽套好，笔放进笔袋，把卷子理齐，等监考老师收走。做完这一切，他靠在椅背上，隔着窗户看外面——雨后第三天，天彻底放晴了，白杨树的叶子绿得发亮，蝉叫得比第一天更凶。
三天，六场。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外语。
都考完了。
他慢慢走出教学楼。操场上的样子，他后来记了一辈子：有人在墙根下蹲着哭，哭得肩膀一耸一耸，书本摊在膝盖上；有人把三年的卷子撕了，扬起来，纸片落在茶桶里；一个赤膊的男生爬上乒乓球台躺着，四仰八叉，晒得黑亮的肚皮一起一伏；卖冰棍的老头推着白色木箱车进了校门，五分钱一根，被围了三层——有个女生买了一根，先跑到树荫下，塞给了陪考三天、晒得脱了皮的母亲。
十八岁的人生里最大的一件事，结束了。
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人生里真正大的事，从这一天才开始。
校门口，陶爱民看见了一辆二八自行车，车把上挂着帆布包，后座上垫着一块叠成方形的蛇皮袋。
父亲来了。
陶援朝是请了半天假来的。厂里这批水泵正赶工期，车间主任本来不批，他没吭声，把自己手里的活提前两天干完了，今天中午交检合格，下午跟车间主任说了一句“我去接儿子“，蹬上车就走。三十里地，骑了一个钟头零十分。
“考完了？“父亲问。
“考完了。“
“上车。“
陶爱民侧身坐上后座，蛇皮垫子晒得发烫。父亲蹬上车，出了镇街，上了那条通往陶家湾的土路。土路两边是稻田，稻子已经封行了，绿得沉甸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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