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达票，三样一样不落。棉衣里侧、裤腰、帆布包夹层、鞋垫底下，四处。一路上他没合眼，不是怕，是睡不着——钱太厚了，硌得慌。
春运的车上，人挨着人。对面一个抱孩子的妇女，孩子哭一阵睡一阵；旁边一个跑年货的贩子，麻袋里露出冻梨的光。陶爱民把包抱在怀里当枕头，眼观鼻，鼻观心，一路念账——不是怕忘，是念账能让人醒着。前世他出长差，列车包厢里一宿一宿睡不着的毛病，是闲的；这一世他睡不着，是兜里驮着一个家。
到家已经是夜里。堂屋的灯亮着——电灯，十五瓦，父亲信里说的那盏。母亲在灯下等着，桌上扣着一只碗，碗里是留给他的两只荷包蛋。他一口气吃完，连汤都喝了，母亲就在旁边看着，看完把碗收了，又把他棉衣上四处针脚挨个捏了一遍——她缝的地方，她都记得。
第二天上午，他摊账。
一万五千零五十四块三毛五，一沓一沓码在八仙桌上，码了半张桌子。作业本翻开，从六月十一号那页起，一页一页翻给父母看：借条三千六，卖粮一百四十四零四毛，卖猪二百六十四，镯子五十八，赎镯子加两块；十一趟车，每一趟的本钱、出手、净落，笔笔到底。
母亲的手在围裙上擦了三遍，才敢去碰那摞钱。她一张一张地数，数到一半数不下去了，抬起头：“爱民，妈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数不下去，是因为数着数着想起来的东西太多。她后来跟父亲说，数到第三沓的时候，手就抖了——不是为钱，是想起六月里他揣着镯子出门那天，天没亮，她站在村口看儿子的背影，那时她以为家里塌了半边天；数到第五沓，她想起儿子这一冬天，一趟能挣回她和父亲一年的工分钱。她的儿子十八岁，别人家的十八岁在球场上撒欢，她的十八岁在夜车上抱着包睁眼到天亮。
“往后的钱，妈不数了。“她把剩下的钱推回去，站起来去灶间烧水，走到门帘边又回头补了一句，“妈只管一件事——你身上，不许再缝那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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