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国库券那两年,一趟合肥一趟南昌,挤车、蹲站、睡浴室,利润比这厚。可那时候缺本钱,挣的是腿钱。如今本钱攒起来了,就该换一种挣法——挣趋势的钱,挣信息的钱,不挣辛苦钱。
出手那天晚上,同宿舍的赵德海问他:“都说到年底能涨到一百零八,你急什么?“
“我定的线是一百零五。“陶爱民说,“多出来的两块,是别人运气,不是我的本事。“
赵德海撇撇嘴,没再问。问也问不出更多——这人的账,从来不给人看第二页。
元旦后他又去了一趟营业部,黑板上一百零八了。他站了半分钟,转身走。心里像有人拿小钩子挠了一下,挠完就过去了。
券卖完了,人没闲着。
合肥有个宋头,圈里人叫他把号头子,手底下七八个乡下收券人,货散,价低,凑不成大数。南昌万寿宫有家邮票社,涂老板开着,门面上卖邮票,后屋收国库券,手里压着现钱,专吃大单。
这两个人,是他跑了两年腿攒下的交情。一个有货没钱,一个有钱没货,中间差的,就是一条信得过的线。
十一月中,他去邮电局挂了个南昌长途。长途要排队,轮到他,手心里全是汗。
“涂老板,我给你搭个桥。合肥有货,面值一万上下,价钱你们两家自己谈。我不管价,只抽面值的三个点。货你验,钱他点,我不沾手。“
电话那头沉了一会儿。“小陶,你人不到场?“
“我不到场。人到场,这钱我就不好意思抽——我抽的不是跑腿钱,是保人的钱。宋头的货,两年了,出过一张假券没有?“
“……两个点行不行?“
“不行。“陶爱民说,“三个点里,一分是给宋头手下人喝茶的,一分是电报和长途的茶水钱,落到我手里的就一分。两个点,这条线我搭不下来,你也得另找人。“
“你这嘴。“涂老板在电话那头笑骂,“发货。“
回来路上他进了趟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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