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0号，最后一批。一万股，均价36.8元。到账36.8万。
九万股全部清仓完毕。总卖出金额：
61.6万 + 48.75万 + 51.3万 + 71.2万 + 37.1万 + 36.8万 = 306.75万。
均价约34元。
陶爱民把最后一笔数字写进蓝皮本子，放下铅笔，合上本子。封面是深蓝色的布纹，边角已经磨毛了。
他没有卖在最高点。最后一万股出手的时候，股价还在涨。如果再等两周，也许能多卖三四万。也许。也许也会少卖七八万。
周文远那天晚上问他：“你为什么不等到最高？“
陶爱民坐在床沿上，鞋脱了一半，光脚踩在水泥地上。地面凉，凉意从脚底板往上走。
“最高点是回头看才知道的。“他说，“站在当下，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天是最高。“
“但你不是——“周文远咽了半句回去。他本来想说“你不是算得很准吗“，但想起陶爱民不爱听这种话。
“我不是神仙。“陶爱民把另一只鞋也脱了，“我是人。人就要有人该挣的钱。神仙的钱，我不挣。“
“那你怎么定什么时候卖？“
“靠纪律。“他说，“我给自己定了规矩——12月之前清仓。不管涨到多少，12月之前必须清完。到了日子就走，不留恋。“
“为什么是12月？“
陶爱民没回答这个问题。他拉过被子，侧过身去。
有些事他没法解释。比如他为什么知道1993年2月之后会暴跌——不是知道，是那个念头自己冒出来的，像梦里看见的东西，醒来只剩一个轮廓。他看见一个数字：1558。然后是下跌。很长很长的下跌，跌到看不见底。
他能做的，就是在下跌之前走干净。不贪最后一分钱。
“睡吧。“他说。
宿舍熄了灯。走廊里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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