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抄了一百一十二篇。
还有一些零散的：国院文件摘要、领头人讲话节选、经济数据公报。他挑重要的抄，不重要的跳过。
整整二十天。从1月5号到1月25号。每天抄八到十个小时。手指磨出了茧子，钢笔用干了三瓶墨水。
抄完之后，他到校门口的文印店，花十五块钱装订成三个本子。牛皮纸封面，棉线缝边，厚厚的三摞。
他把三个本子摞在桌上，翻开了第一本。1月6日的《百姓日报》社论，标题是《把经济工作搞上去》。他看着自己抄的字，逐字默读了一遍。
他不是在练字，也不是在做学问。他在找规律。
政策从提出到落地，从落地到见效，中间有节奏。什么问题先提，什么问题后提，什么问题反复提，什么问题提一次就不提了——这里面的讲究，比股票K线图深得多。
他抄了二十天的报纸，理出了一条线：1992年的政策重心是“发展“。***南巡讲话之后，“发展“两个字贯穿了全年的社论。但到了第四季度，“调控“这个词开始频繁出现。“发展“和“调控“，一松一紧，像呼吸的节奏。
1993年会是收紧的一年。他嗅到了这个味道。
这个判断不光来自报纸。他脑子里还有一个数字——1558。
这个数字是几个月前自己冒出来的，像梦里看到的画面。上证指数会冲到1558点，然后掉头向下。掉多久？他不确定。但那个“掉“字，是实实在在的。像脚底踩空的感觉。
所以他不碰股市了。一手指头都不碰。账户开好了，放在那里。钱在里面躺着，不买一股。
但他知道，有些东西在股市之外。
1月25号晚上，他从图书馆回宿舍。路过传达室，大爷叫住他：“陶爱民，你的信。“
是家里来的回信。父亲的字，歪歪扭扭的，写在作业本纸上。
“爱民吾儿：来信收到。翻倍的事莫再提，钱乃身外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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