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他点点头，把鞋拿起来，用袖口把鞋尖又蹭了蹭：“你能这么想，比当多大的官都强。“
这句话，父亲说完自己都意外。他一辈子不会说这种话，更不会在儿子面前露软。可那年儿子站在车间门口，看他擦了一小时机床，没说一句“您歇着“，他心里那点硬，早就松了。
夜里，陶爱民又看见父亲擦那块工牌。硬纸板，缠三层胶，八级钳工的红章还清晰。父亲擦得极慢，像在跟一个老伙计话别，又像在攒着什么。
那块工牌，是三十年前省里统考盖的章。那年父亲二十出头，车钳刨铣样样考了头名，全厂三个八级，他是年纪最轻的一个。他珍藏了大半辈子，擦了又擦，如今厂子要黄，这章也快成了摆设。陶爱民站在门口看，忽然懂了父亲为啥总擦它——不是擦亮给别人看，是擦给自己看：这双手，曾经是厂里独一份的。
他忽然说：“爸，您这工牌，我记着了。“
父亲抬头：“记它干啥。厂子要黄，它就是块硬纸板。“
“硬纸板也记着。“陶爱民说，“记着这上头的人，手都在。手在，活就在——可光靠手不够。得有人让这些手有活干。“
父亲怔了下，没接话。他把工牌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看不清。
“您写啥？“
“写给我自己看的。“父亲把工牌塞回枕头底下，“你别问。“
陶爱民没问。他退出来，带上了门。
他在自己屋里坐了会儿。台灯底下压着那行没撕掉的字：进体制，若是为了让能救厂的那个制度早几年立起来——不，是“早几年立起来，那才叫回事“。他拿铅笔，在“回事“后头添了两个字：从今。
从今，这条路，他走定了。
可他也清楚，这条路长。二十七万帮了一百八十户一年，救不了一个厂，更救不了千千万万个厂。真正能救的，是父亲说的那个“法子“——可那法子，不是他一个人能立起来的，得他进到那个位置，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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