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远在图书馆后排看书，见陶爱民来，合上笔记本，把钢笔别好。两人坐到靠窗的位置，窗外是梧桐新叶，阳光透过叶子，在桌面上铺了一地碎金。
周文远这人，陶爱民最清楚。粮站世家出身，父亲在清源粮站管了一辈子秤，常念叨一句话：“数不会骗人，人会。“大三那年寒假，周文远带他回家，正赶上粮站收秋粮，老人捏着麻袋角掂了掂，说这袋浸了水，分量虚，硬是按干粮算——周文远站在一边，把每一个数字都记在小本上。那种“账要平“的执拗，是从他父亲骨头里传下来的。
“稀客。“周文远说，“你这阵子神龙见首不见尾，我还当你去省城活动分配了。“
“分配的事不急。“陶爱民把清单推过去，“今天来，是跟你平一笔账。“
周文远的手指停在“三百三十多万“那行，半天没动。他是粮站世家出身，最认“账要平“三个字。眼前这行字，他一眼就看出不平——三百六十万平白散了，这账，怎么平？
“你疯了？“周文远抬头，头一回在陶爱民面前失了稳，“十一趟，三万八起家到三百六十万，哪一趟不是我帮你核的数？你倒好，攒够了，说没就没？“
“没没。“陶爱民说，“是换了个地方。“
他把那十一趟的来路，从头说了一遍。周文远听着，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划，像在拨算盘。他太清楚这些数了——第二趟的1420.85，第五趟的2762.55，第十一趟的4954.50，每一个尾数他都复核过，有回为对第五趟合肥那笔让利，他俩在报刊室熬到后半夜，算盘珠子的响动惊醒了看门的老头。正是因为他核过，他才知道这三百六十万不是天上掉的，是火车硬座上的灰、合肥夜市的灯、上海柜台的号，一厘一厘攒出来的。
“你跟我说这些，“周文远沉默良久，“是怕我不信？“
“是怕你不信。“陶爱民看着他，“这笔账，你伴了一半。我散，得让你亲手核过，才肯信。不是不信任你，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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