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尽快的撤离，反倒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本身就是一种缺乏对局势判断与把握的能力。
而纵观那位副军长在整个事变中的表现，杨震现在还记得当时自己给予的妇人之仁四个字的评价，形势危急，甚至周边的敌情都不明，作为一军的实际最高指挥者，最应该做的就是指挥部队迅速的脱离险境。
这么做虽然会遭受一定的损失，但是相对于全军覆灭來说，所付出的代价却是要小的多，在事变之中，正是他的当断不断，犹豫不决葬送了整个部队，此人虽然作为中央局书记，指挥了整个三年游击战争，但他的长处更多是在党务方面，在军事指挥上却还停留在各自为战的游击心态上。
天时、地利都不在手中，再加上指挥上的优柔寡断，迟迟不下决心，才使得对手可以从容的完成合围圈，在发现自己被包围后，依旧是不能果断行事，大量的时间白白浪费在会议，甚至來回行军上。
对于这个人的人品，对党的忠诚和对敌斗争之坚决，杨震深信不疑，但此人在杨震看來，把握全局的能力稍差，尤其在军事行动上过于保守，虽然游击战争经验丰富，但是缺乏大兵团作战的经验。
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相比，正面作战甚至是应变能力极为缺乏，让其掌握全局可以，但是不能让其负全责，尤其是军事斗争上，新四军的情况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但他对军事主官缺乏最基本的信任感，才是导致这次悲剧的最终原因。
正因为如此，杨震在被调往皖南之前，曾经再三要求中央恢复那位军长失去已久的党籍，虽然增补其为军分会副书记的要求，中央沒有同意，但是至少可以改变这位军长，在新四军中相对孤立，不被信任的方面。
那个人虽然已经调走，但是作为新四军的组织者与创建者之一，加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其行事作风，给整个新四军打上的烙印太多了，如果不恢复军长的党籍，即便有自己的全力支持，在工作中始终是被动。
杨震一向认为，如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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