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变更计划，凡新旧作品，已经成了一个系统者，各印专册。《厚黑丛话》暂行停写，其他心中想写的文字，有暇时，再写一种《厚黑余谈》。
我打算刊为专册的，计：（1）《厚黑学》，（2）《心理与力学》，（3）《社会问题之商榷》，（4）《考试制之商榷》，（5）《中国学术之趋势》共五种。《厚黑学》业于本年五月内印行，兹特将《社会问题之商榷》付印。
民国十六年，我做了一篇《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载入《宗吾臆谈》内，十七年扩大为一单行本，十八年印行，名曰：《社会问题之商榷》。此书发表后，据朋友的批评，大概言：“理论尚不大差，惟办法不易实行，并且有些办法，恐非数百年后办不到。”这种批评，我很承认。我以为，改革社会，等于修房子，应当先把图样绘出，然后才按照修造，如或财力不足，可先修一部分，陆续有款，陆续添修，最终就成为一个很完整的房子了。倘莫得全部计划，随便修几间来住，随后人多了，又随便添修几间，再多添几间，结果杂乱无章，不改修，则人在里面，拥挤不通，欲改修，则须全行拆掉，筹款另建，那就有种种困难了。东西各国，旧日经济之组织，漫无计划，就是犯了这种弊病。
大凡主持国家大计的人，眼光必须注及数百年后，断不能为区区目前计。斯密士著《原富》，缺乏此种眼光，造成资本主义，种下社会革命之祸胎。达尔文缺乏此种眼光，倡优胜劣败之说，以强权为公理，把全世界造成一个虎狼社会。孟德斯鸠，缺乏此种眼光，倡三权分立之说，互相牵制，因而激成反动，产出墨索里尼、希特勒等**魔王，为扰乱世界和平的罪魁，这是很可痛心的。
我辈改革社会，当悬出最远大的目标，使人知道前途无有止境，奋力做去，社会才能日益进化。并且有了公共的目标，大家向之而趋，步骤一致，社会才不至纷乱。
《礼记》上有《礼运》一篇，本是儒家的书，又有人说是道家的思想，书中提出大同的说法，至今二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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