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工业才能发达，这又是人的意志支配了物质。这类说法，与“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是一样的，单看一面，未尝说不过去，但必须两面合拢来，理论方才圆满。有了物理、数学等科，才能产出牛顿，有了牛顿，物理、数学等科，又生大变化。有了咸同的时局，才造出曾左诸人，有了曾左诸人，又造出一个时局。犹如鸡生蛋，蛋生鸡一般，表面看去，是辗转相生，其实是前进不已的，后生蛋非前一蛋，后之鸡非前之鸡。物质支配人的意志，人的意志又支配物质，英雄造时势，时势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进化了。倘若在进化历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论，任它引出若干证据，终是一偏之见。我们细加考究，即知鸡与蛋原是一个东西，心与物也是一个东西，鸡之外无蛋，蛋之外无鸡，心之外无物，物之外无心，唯心论，唯物论，原可合而为一的。
（乙）古人说：“非知之艰，行之维艰。”孙中山说：“知难行易。”这两说也可合而为一的。古人因为世人只知坐而研究，不去实行，就对他说道：知是很容易的，行是很艰难的，你们总是趋重实行就是了。孙中山研究出来的学理，党人不肯实行，孙中山就对他们说道：知是很艰难的，行是很容易的，我已经把艰难的工作做了，你们赶快实行就是了。古人和孙中山，都是注重在实行，有何冲突?“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二语，出在伪古文《尚书》上，是傅说对武丁所说的，傅说原是勉励武丁实行，并没有说事情难了，叫武丁莫行，原书俱在，可以复按。发明轮船、火车的人，费了无限心力，方才成功，发明之后，技师照样制造，是很容易的，这是“知难行易”。初入工厂的学生，技师把制造轮船、火车的方法传授他，学生听了，心中很了然，做起来却很艰难，这是“知易行难”。孙中山的说法，和傅说的说法，其差异之点，即在“知”字的解释不同。孙中山是指发明家发现真理而言，傅说是指学生听讲时心中了解而言，我们试取“孙文学说”读之，他举出的证据，是饮食、作文、用钱等十事和修理水管一事，都是属乎发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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