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开国之君，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又何以三代以上有许多圣人，孔子而后便不再出一个圣人呢？由此推寻下去，觉得一部廿四史，就有不少破绽，不但尧舜禹汤这些圣人可疑，就连孔子这个圣人也可疑。直到他后来作出一篇《我对于圣人之怀疑》，才算把这个疑团打破。但他饮水思源，不能不感谢父亲当年的启示之功。
他父亲一日问他道：“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是孺子入井，我站在旁边，才是这样；假令我与孺子同时入井，我当如何？”他听了，茫然不能致答。他父亲接着解释道：“此时应该先救自己，第二步才来救孺子。”他听了，更觉诧异，心想，父亲怎么没有恻隐之心，纯是为己之私呢？这是由于乡下人读书读少了，满腔子私欲，才发出这种议论；如果说出去，岂不为识者所笑吗？但当面却不敢驳他。退后想来，又觉得他父亲的话，也很有道理，可是苦思而不得其解。直到若干年后，他把这个问题，重加研究，才发觉孟子之书，上文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下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凭空把“怵惕”二字摘去，这就是一个大破绽。为什么呢？怵惕，是自己怕死；恻隐，是怜人之死。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恍如死临头上，心中不免跳几下，是为怵惕。转念之间，知道这是孺子将死，非我将死，立刻把自身扩大为孺子，怵惕扩大为恻隐，这是人类的天性。孟子教人把此心再扩大，以至于四海，立论未尝不是；可惜著书时，也许是为行文简洁起见，又未将“怵惕”二字加以解释，少说了这样一句话：“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的啊。”于是后人便寻不出恻隐的本根了。宋儒读书欠理会，忘却恻隐上面，还有“怵惕”二字，由此创出的学说，怎能不迂谬百出呢？因此，他才明白了父亲的议论，原是从“怵惕”二字发出来的，在学理上很有根据。所以他后来著《心理与力学》，讨论到人性论时，就把这种议论写上去。这又是他父亲的一大启示。
他们父子二人，在家常常讨论书中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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