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或浅近文言的，都不必拘定，总以富于趣味为主。通行的唱本戏本，字迹非常恶劣；但因为富于趣味，词句浅显，只要读过一两年书的人就能看，间有不认识的字，也可以意会。因此编著平民读物的人，或用教科书的体裁，或用戏本的体裁，或用功世文、三字经、四字经，以及其他各种体裁，当应有尽有。更可把外国压迫我国的情形，诸弱小民族被侵略的事实，和其他应该知道的常识，分别编入，把字迹刻端正些，发交卖唱本戏本的人，沿街售卖，并派人讲演。人民纵有不认识的字，有不了解的意义，但有了问难的地方，他们读起来，一定很有趣味，辗转传播，如此人民的程度，自然就培养起来了。
他主张各街宣讲“格言”的人，和在茶馆内说“评书”的人，应该由教育局把他们召集起来，传习改良，授给他们一些新知识，把应该供给民众的读物，叫他们拿去传播，讲给众人听，这等人的语言态度，与街市上的人是一致的，他们说的话，众人都肯听；若是上流社会的人去讲，反觉得是异言异服了，所说的话，必不能深入人心，这就好比孔子出游时所发生的一段故事一样：当年孔子出游，他的马吃了农人的禾苗，农人把马牵去，孔子叫子贡去要，子贡百般解说，农人坚不肯还；孔子又叫马夫去要，马夫几句话，说得农人欢欢喜喜，就把马送还了。因为子贡与农人，知识不相等，说的话是隔阂的；马夫与农人，知识很接近，一说就投机。所以教导民众，不可不明白这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