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呀！求你饶恕了他们吧！因为他们不明白。让我自己担当了他们的罪吧！”因着你的最后祈求，也必获得上帝的允许，凡以后信仰你的自知忏悔的人，他的厚黑便与你的肉身同死，而羞恶恻隐之心，也必与你的灵魂同存。
教主，如果你是这样，你真伟大！也许我不明白，请你饶恕了我吧！以后再不敢于
“厚黑”二字多言。敬祝教主万岁！阿门！不料此信去后，竟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回信许我为生平第一知己，并引郑板桥的话说：“隔靴搔痒，赞亦可厌；入木三分，骂亦可感。”接着说：“川省之内，赞叹弟之‘厚黑学’者多矣，此可厌也；足下屡戒我，不必讲厚黑，此可感也。茫茫宇宙，如足下者，有几人哉？是以每当无聊时，辄浊酒一壶，展读惠寄各信，等于汉书下酒，每读一过，辄叹息一番，足下诚弟生平第一知己也！”从此以后他便屡次来信，每作一书，动辄数千言，上下千古，及其个人种种情事，无所不谈，但不再向我谈厚黑称教主了。
同时，更把他的一切著作，无论是出版的，未出版的，还有一书数种版本的，或某书初仅为短篇的文字，统统都陆续地挂号寄来，让我为他保存，好像把整个的李宗吾都交给我似的。
我生平遇见的热情朋友，他也算是稀有的一位。他听见我父亲一七十六岁的老翁，还在沦陷区打游击战，便来信倍加颂扬；知道我有丧子之恸，就来信以现身说法劝慰我；我告及妻室怀有身孕，他立刻来信大讲其胎教；得知我患嗓子病，他便快函寄下特效白喉药方（其实我并不是患白喉）；其他情意殷恳之处，难以尽述。
我自然也是殷勤相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凡我认为他的优点之处，无不尽量对朋友宣传。
我认为他最有价值的几本著作，便大量地买来送人。如他的《制宪与抗日》，我认为于抗建大业极有贡献，就送给我曾认识的军政要人；《考试制之商榷》，我认为于考试制度及教育上甚有参考的价值，就送给考试院及教育部诸公；《心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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