溃。所以在两个规模大小相差不大，经济水平差不多的国家，政府所能征收到的财产税也不会有太大的差距，否则征收过高财产税的国家就会因为社会的崩溃而灭亡。
而流通税就不同了，由于大规模的人流和物流离不开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而且绝大部分货物都有当时的市场价格，不存在估价困难的问题，只需要在城市或者码头等交通要道设立少量的税卡就可以了，所以流通税的征收成本远远低于财产税。更重要的是流通税和财产税不一样，是一种可以避免的税种，如果商户觉得这次买卖缴纳税收后他无法获利自然就不会进行这次买卖，自然也就不用缴税了，穷人一般来说除了极少数自己无法生产的必需品，也不用购买多少商品，自然也无需缴纳流通税。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逼得底层民众无法生存，最后使得社会崩溃、国家完蛋的结果，所以流通税的社会成本也比财产税要低得多，政府完全可以将税率调高到三成、五成，甚至更高，以获取大量的税款。
但在大顺这样一个幅员广阔、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为不平衡的国家，政府如果提高自身税款中流通税的份额，实际上就等于是提高了少数经济中心地区的负担，因为在西北、西南、东北、中部等区域，商品经济很不发达，自然政府所能获得流通税也就微乎其微；而在上海、天津、广州、金陵、汉京等经济发达区域，每天多有数量惊人的资金、商品流入流出，如果对其征税，那么经营这些行业的商人、工厂主们就要缴纳大量的税金。要知道，这些经济发达地区自然在科举中能够产生更多的士人，更不要说可以在经济上给予中枢官员更多的支持，如果要官员做出对他们不利的决定，毫无疑问，要做到这一点，在政治上是存在极大困难的。这也是为什么明明当时大顺的社会上有着巨额的存量财富，政府却陷入长期财政危机之中，无法进行极为要紧的基础建设。
“多谢您的解释！那么中国人是否可能采用其他方式募集到修建铁路的资金呢？比如股份公司、发债等等，毕竟政府增加税收只是一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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