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广州、天津、汉京、两浙等经济中心区域出现了相当一批从事纺织、榨油、钢铁等行业的大小工场，这些工场的技术水平、规模相较于明末的前辈来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也给他们的主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他们和从事贸易、货币兑换、大规模经济作物种植等传统行业的同行们一起组成了一个无论在社会影响力和资本数量上都远超前朝的工商业阶层，这个阶层还通过让子弟科举为官和购买国家债卷的形式对大顺国家获得了相当的影响力。但当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这个阶层却发现他们身处的环境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本来大顺商人的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东南亚、北方游牧民族以及那些红头发绿眼睛的洋鬼子，但随着英国人在印度、锡兰等地试种茶叶、在西印度群岛和巴西种植甘蔗的逐渐成功，南方商人传统的获利丰富的茶叶、蔗糖贸易逐渐变得萧条起来了，而传统的出口市场东南亚地区也出现了来自远方的竞争者，还有苛刻的限制条件；日本在维新之后，采取了高关税的壁垒政策，以保护国内弱小的新兴企业。在失去了这些传统市场的情况下，大顺国内的情况也并不乐观，毕竟大顺绝大部分人还处于“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状态之下，他们除了极少数自己无法生产的生活必需品，根本无力也没有必要购买其他的产品；而大顺政府开国时为了防止农民受到商人盘剥而建立的以粮布为形式的税收制度也加强了这种经济形势。
这一系列内外因素造成的结果就是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顺国内第一次出现了一种“生产过剩”的现状：采用了更先进技术、更大规模的工场生产出了堆积如山的商品，却卖不出去——除了少数富有者，绝大多数穷困潦倒的工人和城市贫民根本无力购买那些商品，而富有者无论如何穷奢极欲，也只能消费这些商品中的极少一部分。很多工场的老板因此不得不破产，流落街头。孔、柳二人作为对经济现状最为敏感的金融业者，虽然无法用科学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现状，但还是本能的意识到要破除这种现状，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外扩张，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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