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全世界的钱都集萃其地，英国人若要借钱，可以选择的对象多，自然出的利息少；而我们大顺的银钱不及英人多，所以借钱的对象少，所以要付的利息高。再说英人已经发债多年，与商人平买平卖，信誉卓著，而我大顺这方面就逊色多了！”
“原来如此！”邓太后听到这里，不由得慨叹了一声。与邓太后不同，延英殿中其余几人都是久经宦途之人，从胡克勤的话语中得到的信息更多，他们虽然没有受过现代的公共财政学教育，但是十九世纪末的中国，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已经相当繁荣，以此为基础的大规模金融市场已经有了雏形，而旧有的以农业税收、盐铁税、海关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央政府面对这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越发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得不想方设法的从各方面开辟新的财源来面对来自内外的各种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这几位自然对一些基本公共财政学的知识有了一些朴素的认识，胡克勤刚才指出英顺两国在发债成本和难度的差距其实就间接的反应了两国政府在政府信誉和财政能力上的巨大差距，由于顺国的士人精英集团与掌握着巨大财富的商人集团的利益并不是完全重合的，所以一旦朝廷遇到财政困难的时候，就更倾向于采用强迫或者欺骗手段从商人手中获得所需的资金。这样一来，当下一次又出现类似情况的时候，借钱给政府的顺国商人自然要把以前的风险计算在内，索要更高的利息和更多的抵押品。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大叛乱”时向商人的“大借款”就是很好的例子，当时刚刚被英国人击败的顺朝皇帝为了镇压1851年的“拜上帝会”、1856、1858分别在云南和陕西爆发的回民暴动、1853年的捻军起义这四场暴动，不得不向当时最为富有的商人借款，而受到战争破坏的市场上资金十分匮乏，加上过往的不良记录，结果顺国政府不得不以非常苛刻的条件向商人们借到了总数达八百万两的白银作为军费——以两淮的盐税和地方开征厘金作为还债的抵押品，而且年利率高达百分之九，这在以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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