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王安石，语句也带了点急迫：“请为朕详言。”
王安石说道：“苏轼言，‘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庭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无知人之明，朝庭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臣以为兴学校以育士，精贡举以取士，真是朝庭责实之政。苏轼所谓‘君相知人’和‘朝庭责实’便可无学校、贡举，则何为知人，何为责实？文华之人，闪烁之言，皆虚论也。此其一也。苏轼言‘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此正是变贡举法之由也，苏轼以为不变之由则大谬。‘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何必由学乎’？此乃揣测之言。今之学校必不同于古之学校也。臣意欲重注六经，颁行天下，则陛下教化之道，遍于域中矣。经济之道以至天文历法水利农桑皆可教授，此岂一文华之士所能知？此其二也。苏轼言‘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臣以为既非不可胜数，更非以诗赋取士之功。唐以前无贡举而出名臣，又作何解？刘项不读书不能天下无书，韩王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天下不能只有半部论语。此其三也。至于‘上之所向，下自趋焉。’所趋者，利也。陛下崇德则天下无盗贼，陛下倡廉则世无贪官，窃以为不能也。”
王安石以变贡举提请朝议，原本是推出《均输法》的前奏。即便苏轼提出异意，也无大碍。就办学而言，条例司也未曾拿出办法。至于扩大太学规模，增设教授内容，把太学学生按其学业分上舍、中舍、下舍分别教授，上舍生可不经贡举直接选官授职，这是后来的事了。王安石在对苏轼所言作了上述剖析后说道：“各部所议，难免偏彼，便是苏轼之言，也是所谓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待条例司详定后再奏请圣裁。”
听完了王安石的话，赵顼如释重负。他说道：“朕粗看苏轼所言，甚是有理，原来却是一纸虚论。朕视卿为股肱，果然胸次不凡，愿不负朕所托，与朕同济此道。”
王安石躬身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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