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之急以轻
重俭散之权。今发运使实总六路赋入，
其职以制茶、盐、矾、酒税为事，军储
国用，多所仰给。宜假以钱货，资其用
度，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凡
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
用近易远，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于公
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
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
匮……
条例司的条陈并不长，可谓言简意赅。均输法的要义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行均输法的初衷是“国用可足，民财不匮”。换言之，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行均输法必定要“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于公上”，而原先的敛散之权是掌握在商人手中的。或许正因为这一点，均输法一推出，便有人提出反对。先是侍御史刘琦和监察御史里行钱顗上章，说“薛向小人，假以货泉，任其变易，纵有所入，不免夺商贾之利。”接着是苏轼和苏辙两兄弟上章。现在苏轼已是开封府推官，苏辙仍在条例司检详文字。他们说均输法不可行，也是因为“夺商贾之利。”赵顼把刘琦和钱顗的奏章转去了条例司，却把苏轼和苏辙的奏章压下了。御史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总领六路均输的薛向，苏轼和苏辙却只是就事论事。“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因为国家不是在做生意，还只仅仅是赋税收入这一块徙贵就贱，徙远就近。打个比方，甲、乙两县同样承担上供米一万担。因为丰歉不同，米价自然不同。由歉收县按原价出款，由丰收县购粮上供，不仅减轻了歉收县的负担，还起到了平抑物价的作用。这样一来，固然夺了商人之利，但国家省了钱，对小民百姓也有利。
陈御侍的离开怀抱并没有打断赵顼的思惟，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的批驳着“夺商贾之利”的观点，想像着均输法行之有年之后，国库充盈的景况。当年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对大臣赏赐不节，靠的就是桑弘羊行均输平准，“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这句话便由此而来。他又想到登基之初，由于国用不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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