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与佛教为邻近，而可由民主社会主义以渐阶进。”（《自传》）广州起义失败后，大师因作《吊黄花岗》死难烈士诗，险遭不测，遂离粤至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及目睹国内时局的艰难，大师对前此自己的思想发生了怀疑，从而进行了一番反思，觉得不能再如此荒弃光阴了。于是，他在这一年的10月，谢绝俗缘，于普陀山锡麟禅院闭关自修。印光大师为之封关，并题其关房曰“遁无闷庐”，大师自署曰“昧庵”。在三年的闭关期间，大师悉心研习各宗著述，尤专心于唯识系之经论。
由于时代的变迁，中国佛教发展到近代已不可能再照原来的样子继续下去了，而必须在各个方面做适应时代的调整和改革。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位理论家和实践家。他早年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那时就认为，“中国政治革命后，中国的佛学亦须经过革命。”（《自传》）因此，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振兴佛教、建设新佛教文化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创办僧伽佛学院，培养新僧人材；组织居士正信会，团结各界信众；出版书报杂志，宣传佛教文化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对于佛教改革的某些主张和意见，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大师对于佛教改革的主张和实践是多方面的，而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这就是他在《志行之自述》中所归纳的：“志在整兴佛教僧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对此，他自述说：“斯志斯行，余盖决定于民四（1915年）之冬，而迄今（民十三，1924年）持之弗渝者也。”再进一步讲，此“志行之所在”，也是他“将奉之以尽此一报身，而为长劫修菩萨道之资粮者。”所以，从这两方面入手来探讨太虚大师对中国近代佛教发展的构想与贡献，无疑是最为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