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开延英”。由于唐朝后期常朝并不常举，延英殿的御前决策形式便显得格外重要。这样，“开延英”便从一种朝参的仪式变成了决策的形式。我们且以《旧唐书》卷170《裴度传》中六次延英决策为例：
（1）元和十年（815年），裴度被刺客所伤，宪宗在拜相前一日宣旨给裴度说：“不用宣政参假，即延英对来。”
（2）元和十一年六月，蔡州行营唐邓节度使高霞寓兵败于铁城，朝廷内外一片惊慌。“先是诏群臣各献诛吴元济可否之状”，朝臣多言罢兵赦罪为便，“翰林学士钱徽、萧?语尤切，唯度言贼不可赦”。宰相们揣摩“上必厌兵”，想在延英见皇帝时“以罢兵为对”。但是，“延英方奏”，还没有等宰相们开口，宪宗便直截了当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今但论此兵合用与否，及朝廷制置当否，卿等唯需要害处置。将帅有不可者，去之勿疑；兵力有不足者，速与应接。何可以一将不利，便沮成计？”
（3）元和十二年，裴度被任命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到前线督师，“度既受命，召对于延英”，裴度向宪宗表示“贼灭则朝天有日；贼在则归阙无期”。
（4）长庆初，穆宗罢裴度兵权，为东都留守，命元稹为相。“谏官相率伏阁门诣延英门者日二三。”
（5）裴度奉召至京师，向穆宗谢罪：“受命讨贼无功。”穆宗安慰他：“所谢知，朕于延英待卿”。
（6）敬宗欲巡幸洛阳，同平章事、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度“自兴元来，因延英奏事，帝语及行幸事”。
根据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延英”已经成为皇帝同宰相讨论军国大政的重要场所。宰相见皇帝，或者皇帝要接见宰相，都要开延英。特别是上举第二条材料显示，延英的宰相们要就用兵策略、将帅任免、兵力调遣提出意见，是关于御前军事决策的典型事例。
御前会议讨论的当然不只是军事问题，但是重大的军事决策必须有皇帝的批准，才能实施。会昌年间，宰相李德裕指挥对泽潞的战争，大小之事，几乎都要奏请皇帝批准。如《请授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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