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只有一只拳头的距离。白天也完全靠灯光，没有通风，没有窗，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排气口，这个排气口把病菌传到各处。
病历胡乱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样，已经发黄发脆。我犹豫了一秒钟。朱继红几乎是凄然地一笑，说：“我来吧。”病例被翻开，上面写的都是“肺炎”。他指给我看墙上的黑板，上面写了二十二个人的名字，其中十九个后面都用□□笔写着：肺炎、肺炎、肺炎……
“实际上都是sars。”他说。
病人不知道。
“那些不知情的因为别的病来打点滴的人呢？”
“没有办法，都在这儿沤着。”
如果我坐在演播室里，我会问他“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但站在那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木然柔顺的绝望，让我的心脏像是被什么捏着，吸不上气来——他和他的同事也沤在里面。人民医院有九十三名医护人员感染**，急诊科六十二人中二十四人感染，两位医生殉职。
我想起转运当天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只穿着普通的蓝色外科手术服。当我在胸科医院战战兢兢地穿着全套隔离服进病房，回到急救中心要消毒四十分钟，身边的人紧张得橡胶手套里全湿了的时候，这些医生护士，在天井里守着二十几位病人，连最基本的隔离服都没有。我问他那几天是什么状态，他说：“我很多天没有照过镜子，后来发现，胡子全白了。”
牛小秀是急诊科护士，三十多岁。她坐在台阶上，泪水长流：“我每天去要，连口罩都要不来，只能用大锅蒸了再让大家用……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错还是谁的错……”
朱继红带我去看留观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迟疑地问他：“你们的清洁区、污染区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这儿画一根线。”我不能相信，问了一句：“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这儿。”
我问：“你们靠什么防护？”
他面无表情，说：“我们靠精神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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