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由于投靠了希特勒扶植的法国伪政权，在二战结束后被自由法国总统伟大的戴高乐将军判处死刑，但他的诗作颇丰，由民国“最顶尖译文家”梁宗岱先生的译作《水仙辞》，更是达到了民国新文学中译文诗集的最高峰。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凡是稍为涉猎过翻译的人都知道，译诗难度最高，形到意及，只可偶得，有时甚至触动到内容，某些地方等于重新创作。
即使诗的作者自译亦难逃同样的命运，精通德、法语大诗人里尔克讲述过一次创作经验。1924年，他得到灵感，顺利完成一首德文诗，可是搁笔后，法文原词继续在脑海挥之不去，于是以法文重写一遍，原以为翻译过来便行，结果所得的诗句不仅不同，连主题都改变了。
译诗之难，可见一斑。然而诗歌特有的音乐节奏和美观格式，具有散文无法企及的魅力。因此很多人都不畏棘途，勇敢地上路。在中国翻译史上，梁宗岱是其中一位先行者。如果说翻译家有成名作，那么梁宗岱的成名作就是法国诗人瓦雷里的《水仙辞》，这是他在上一个世纪二十年代游学法国时所译。
当时西诗中译仍在萌芽阶段，有人硬译、直译，结果中文西化，如读天书；有人意译，文字流畅，但常常背离作者原意。处于两者之间的佳作难得一见。《水仙辞》此时出现，令人耳目一新。译者对原作如此心融神会，笔墨如此淋漓尽致，译到好处时，中法文浑然一体，令人难以相信出自一位学习法文不过两三年的二十四岁青年之手。
译文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文坛轰动。自此之后，梁宗岱乐此不疲。不过，数十年没有停笔，所得译诗却不多。这是因为他是一位完美主义者，译不厌精，以“千锤百炼”来形容毫不过分。
可以说，梁宗岱苦心孤诣去攀登译诗高峰，加上他天生的诗人气质，最后达到的境界是留在山脚下望山兴叹的人无法想象的。以至于他在民国期间的译文作品，基本上都成了炙手可热的珍本古籍。
比如这本《水仙辞》，在2010年，这本珍本诗集的市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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