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他的叛国恶名诗文却鲜见流传了。阮瑀，建安七子之一，文逼三曹而晚节不保被世人诟病。褚渊南朝宋有名的美男子在政治上首鼠两端最终做了叛臣。“冤禽”即《山海经》中传说的那只精卫鸟。陈先生指明即汪精卫。汪精卫也基本上具备了这几位历史人物的特质：有才、失节、姿美、气猥。实乃可恨、可悲、可叹、可惜之人。
要是把这首诗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民之公敌，文之伟器”。
纵览汪精卫的一生从“革命者”到“卖国者”的褪变很难一言蔽之。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深厚的国学学识，激扬迸发的诗词才学。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至今若论古体诗词的造诣无出汪其右者。而很多人从他的诗词中读不道一点儿消极反动的思想，反而是他的爱国情怀与担当大义精神让人振奋，这也是颇让人费解的现象。
在林逸看来，汪精卫是那种典型的入错了门，干错了行的政治家，就如同历史上的宋徽宗，南唐后主那样。倘如汪只在双照楼内专研学问，吟诗做文章的话，中国也就少了一个政治败类而多了一个了不起的学问家。这使得林逸又想到了在蒋-介-石政府的素有“文胆”之称，妙笔能生花的陈布雷先生。陈布雷晚年厌倦政治用一百多粒强性安眠片结束了生命，在他死前对家人所留的遗言中说道“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以致不能自拔。政治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不要卷到里边去”。不知道汪弥留之际可曾有这位同仁的感悟。
汪精卫一生诗作颇丰，而留下来的只有1941年在白区刊行的《双照楼诗词稿》一本。半个世纪过去了似乎国内再无重版的记录。作为一个政治家汪精卫是国家的罪人，作为诗人他依然是近现代屈指可数的大诗人。
如今林逸手中这本《双照楼诗词稿》后面就有陈寅恪为汪写的那首挽联诗，并且还有陈的印章。由此可见，这本诗词稿最早应该属于陈老先生的。甚至于那首挽联诗的最早出处就是来源于这本诗词稿---如果当真如此，那这本诗词稿的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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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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