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的出手，他的“多管闲事”，四个十八/九岁的，原本屁事不会有的职高学生，陡然间人生便发生了巨变，逆转，由前途即便算不得光明，也不一定黑暗的“有为青年”，一下子变成了劳改犯！
他当然不是后悔，害怕什么的，更非不忍，或者同情。对高峰，张争这几个小小年纪就不学好，当恶霸欺凌同学的烂仔，他毫无疑问的是深恶痛绝，恨不得判个终身监禁，一辈子也不要出来祸害这个本就不甚美好的人间为好。
只是，想到这几个烂仔的命运不是通过国家正常的法律程序，而是由他在其中穿针引线，挑拨离间，煽阴风点鬼火，多方使力，凑巧，最终，才受到严打形势下的应有的惩罚，王勃的心头就产生了一种近乎荒诞的不真实感。几个烂仔的判刑，让他陡然意识到，现在的他，不仅有了行善的资本，某种程度上说，他如果想要为恶，要想官商勾结，颠倒黑白，欺世盗名，搞东搞西，比如，像这次这样搞那几个原本跟他并不相关的职高生，也比上辈子容易得多，也要有效率得多。
这让上辈子虽没行过多少善，但也从来没为过什么恶，普普普通小老百姓一枚的他感到了一种警惕和警觉！
“在这个法制不健全，人情大于法律，长官意志高于一切的社会，我固然可以搞我看不顺眼的，认为是渣子的几个平头百姓的子弟，以后遇到官位比我大，地位比我高，但看我不顺眼，或者跟我有利益冲突的人，对方是不是也可以肆无忌惮的搞我？找个理由，把我也变成劳改犯？”警惕和警觉之下，王勃又有一种莫名的担忧。
然后，他就为自己这次在上海的表现感到庆幸。他感觉现在的自己，在华夏，至少在华夏的教育界，文化界，多少也算是一个名人了。一般的人要想搞他，怕也是要打听和掂量一下的。
但这终归还不是很保险。
所以，为了增加别人搞自己的难度，名还是继续要出，小说还是要继续写起走。以后腾/训的金娃娃出来之后，也不能放一个篮子里，什么美利坚，法兰西，英吉利的，都要去投点资。就如同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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