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襄州节度使刘训为招讨使，攻打荆南。
若果真如此，则荆南必定如历史原迹，最终投向吴国。
时值李从璟东行滑、濮，在接到李嗣源递来的消息之后，连忙上书，请李嗣源不得妄动刀兵，并且献上应对之策：夔州既已许给高季兴，如今他夺了，给他便是。然则为惩罚其鲁莽行径，忠、万两州，不再相予。
随李从璟上书一道送回洛阳的，还有李从璟攻下濮州，尽屠银枪效节军与其家属数万人的军报。
高季兴原本还想要忠、万两州，甚至是归、峡等州，得知李守敬作乱，而百战军三日克城，银枪效节数万人被诛尽的消息后，大为惊骇，随即上表谢罪，表示愿服从朝廷安排，只字不再提忠、万等州。
由此，两者相安，李嗣源也就罢了让刘训去攻打荆南的念头。
只要高季兴还给朝廷留脸面，不让朝廷太难做，朝廷就能让他再多舒服一阵子，日后南定荆南，也不会让高季兴太难看。
然而可恶之处在于，高季兴此人，不仅贪得无厌，而且实是恬不知耻、反复无常之辈，开春之后，闻听朝廷推行新政，知道朝廷眼下重心在新政上，有意谋求举国稳定、繁荣，竟然趁此时机再次上书，索要忠、万两州！
在这种背景下，《定荆南》之策应运而出。
《定荆南》此策并非出自军情处、参谋处或者演武院之手，而是桑维翰提交上来的进言。
桑维翰在《定荆南》中的见解，可谓入木三分。他言道，“高季兴之所以觊觎夔、忠、归、万、峡等州，一是贪利之心，二是不安之心，因贪利，故而所求甚多，因不安，故而求众自保，而之所以起此二心，一是因其蔑视朝廷，二是因其畏惧朝廷。”
桑维翰又言道，“有此心，尚不足以成今日之象，使其有所行动者，在内外之惑。内惑，源自司空梁震，外惑，源自江南杨吴。司空梁震，素为高季兴所倚重，而自恃才智卓绝，加之其人心无朝廷，故而甚不安分，每每意欲搅动风云。江南杨吴，素来觊觎荆州，欲化为己有，以固江防而拒王师，故而多有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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