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时，马不停蹄发兵淮地，一系列大政国策实施的非常密集紧凑。
这种密集紧凑的国政大事，明眼人都能看出其中的急躁之气。
虽然急躁，但未显其乱。
洛阳吏治整顿完成之后，整个大唐朝堂甚至是大唐官场的风气，就焕然一新，洛阳十之二三的官员被惩办，不仅震动了洛阳官场，事情完成之后，也使得洛阳官场焕发生机。
在这种情况下，对州县吏治的整顿，就容易多了。
正如冯道所言：“治理天下官员，在疏不在堵。贪官污吏是惩治不完的，就算杀再多人，也未必就能使官场风气焕然一新，整顿吏治，惩办不法只是第一步，意在威慑不良官吏，使其畏惧律法，而后以律法为依据，整治官场风气，重塑官场秩序，引导天下官吏务实向善。”
冯道的话，从制度上而言，就是确立一整套强而有力的监察体系，并且笃力行之，使得官员不敢触犯律法，以此达到肃清吏治、政治清明的效果。
李从璟同意冯道的观点，因为他知道明太祖洪武年间，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最是严苛，甚至可称杀人如麻，但结果表明，这并没有甚么太大作用。
就眼下而言，洛阳吏治整顿之后，国家机器的运转更加高效，已经能够支撑起帝国两线作战，并在此前提下保证新政新阶段的顺利推行。
冯道、安重诲、任圜、李琪、李愚，虽然不能称为名臣，但也都是一时之选，但纲领已定的情况下，他们是能够满足辅佐李嗣源处理帝国政事的需要的。
其中尤其是任圜，本有济世之才，史书说“任圜有纵横济物之才，无明哲保身之道”，可见其才能不差，其不善明哲保身的缺陷，有眼下他跟李从璟的关系在，也就不是问题。
大唐国政大事推行显得急躁，而李从璟仍敢出战淮地，并非鲁莽之举，根由就在这里。
先前百战军平定宣武军后，东行山东去定诸藩之乱，只不过是个幌子罢了，意在吸引各方视线，为侍卫亲军之隐秘调动作掩护。
加之青衣衙门在失去林安心，而新司首还未履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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