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国家利益是国家之间联合在一起的有力纽带。在涉足外交事务之前，俾斯麦就坚信，“一个大国唯一健全的基础，这一点正是它大大地有别于小国的，就是国家利己主义，而不是浪漫主义。为一个不符合自己利益的事业去打仗，对一个大国来说是不相称的。”
他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国家总是以本国利益至上，以国家利益为依据来决定其对外行为的，不会为了其他国家而出卖自己的国家利益。
在克里米亚战争后，俾斯麦更是宣布现实政治时代的到来。“以感情为依据的政策是没有交互性的，这种政策只是普鲁士的特点；任何别国政府都把自身的利益当作它们行为的准则，不管它们是如何用合乎法律的或充满感情的推论来竭力掩饰。”
因此，俾斯麦“认为对外政策中的理想就是没有偏见，决定问题不要受对于外国及其当政者的反感或好感的影响。
俾斯麦的国家利益至上思想使他在因一直胜利进军而兴奋不己的统治集团内部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做出更富远见的决定，为后来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做好了铺垫。
俾斯麦把错综复杂的局面简约化，在德丹、普奥和普法战争中，首先通过外交以利益交换拉拢大多数强国，孤立敌人，然后每次都设定与实力匹配的有限军事目标，一击而中，见好就收。
在统一德国之后，俾斯麦继续拉拢英、俄和奥地利，集中力量排挤和限制强邻法兰西，并鼓励法国在海外殖民地扩张，转移它在欧陆的注意力，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德国利益。
在国外问题方面，自德国统一后，俾斯麦便不希望再有对外战争，以便让德国可以休养生息，培养国力。
因此他并不像其它欧洲国家一般，大量掠夺殖民地。
但他又担心法国报复，因此他采取结盟政策，孤立法国。
首先在年，他与奥匈帝国，俄罗斯缔结“三帝同盟”。而在年，俄土战争爆发，俄国大败土耳其，并签订了《圣斯蒂法诺和约》。
但这损害了英、法列强的利益，因此列强便请没有置身其中的俾斯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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