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军机大臣，除了撤了衔的恭亲王奕訢，其他人都到了军机处。
一面准备奉迎四岁的新皇帝进宫，一面商量，如何将这件大事，诏告天下。
有的说用懿旨，有的说应该在皇帝的遗诏中先叙明白。
结果决定既用懿旨，也该在遗诏中指明。
而新皇帝到底是以什么身分继承皇位，又要先说明白，不然就会象明世宗以外藩继统那样，搞出尊崇“本生”的“大礼议”，遗患无穷。
“一定要说明白，新君承继为文宗之子。”潘祖荫说，“这样子统绪就分明了。”
“还要叙明是嗣皇帝，诏告天下，皇位由继承大行皇帝而来。”翁同龢说，“这才不负大行皇帝的付托。”
大行皇帝临终并无一句话，何尝有所付托，但大家都明白，这是为了永除后患，不得不有所假托的说法，尤其是在醇王震动、大失常态的景象，记忆正新之际，无不觉得潘、翁两人的见解，十分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