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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上海租界内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众所周知，西方国家在租界内获得的一项最重要的权力就是治外法权，这一权力历来被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以及主流观点视为国家屈辱的象徵。
但有趣的事实是，在旧上海的租界中，治外法权却成为老百姓眼里的救命稻草。
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官员审案还是奉行电视屏幕上那一套，告状人跪下申诉，县老爷当堂问案，给出判决。
其中的冤假错案之多，司法之深，想必略懂些中国现状的人都会明白。
但是当时的租界内却已经开始了近代法治的实践，租界内的居民告状，采取的是立案、侦探探案、律师起诉、当庭质证以及陪审团判决这一系列的流程，虽然或许也会有不公，但相比起中国法律来其进步之大是不言而喻的——至少普通老百姓可以堂堂正正的展在法庭上对法官诉自己的冤屈，而不必跪着。
如果你是普通老百姓，你做生意被人坑了，你会选择去哪儿告状呢？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这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那就是租界内的居民自然可以去租界内的法庭告状，租界外的居民就很难享受这一待遇了。
解决的办法也总还是有的，第一，可以让外国人代为报案和起诉，支付一定的费用；其二，尽量把租界内的外国人拖下水，让自己的案子跟租界内的人扯上关系，这样就有了在租界进行告状的理由。
摒弃那些历史书上的堂而皇之的理由，普通百姓的选择或许更能明民心的向背。
当一个国家的公民开始不信任自己的法官、法庭和法律，愿意在外国的法律体系和文化环境下生活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也就不言而喻了。
“要永久性拿到长崎，除了要求一百年租期这种借口之外，我们还要以更加文明的姿态出现。”萌总裁对卡特莉娜卡芙公主和李鸿章道，“杀人要走司法程序，所以，刚才的杀人，应该改成，先抓，后杀！违背了华国利益的，一律杀掉。要让西方列强和日本人看见，我们的文明，不比任何一个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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