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质的“劳役”，在扬子江两岸越来越流行。
加上民间帮会兴起，围绕运河、主流水系吃饭的力工团体对于传统力役已经有了斗争经验，尽管还没有到武装斗争的地步，但时不时来个“啸聚”罢工，还能很能震慑一下官府的。
不过帮会终究是弱势一方，而且势力驳杂，其中掺合了不知道多少官场商场养得狗，加上力工团体一旦失业，其抗风险能力极低，往往“啸聚”也就是一时，对付对付不知道底细的空降县令还行，但连本地出身的一员小吏，也吓唬不住。
这其中自然是有各种博弈，但官方工程由征发转为雇佣，是个大趋势。而且雇佣形式，从实物物资充抵转变为现金，也是一种趋势。
和别处不同，武汉市场是有轻微通货膨胀的，但是大唐绝大多数地方，都是通货紧缩。贵金属每年进口的增量，经过十多年的沉淀，依旧没有彻底显现在整个帝国之上。
只是伴随着银元的诞生，普通百姓家庭的贵金属保有量，明显增加了不少。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天下雄州上县，金银器的销量大大提高不说，金银加工的工匠，各地雄州每天都在招募。
以武汉为例，江南江夏老城，江北汉阳老城，两条朱雀街的商铺，都已经逐渐转型为吃喝玩乐，其中尤以成衣铺、点心铺、糕饼铺、金银铺等等为主。
贞观二十四年的新年，汉阳老城朱雀街最大的一家金器行，一天出脱金镯子数量超过五千，其中南昌来的一个豪商，一口气进口金镯子一千，黄州一个大户也入手五百，其它各种散卖也有两千多。
隋唐以来数十年，都是没有过的“盛景”。
这种商业消息是很难隐瞒的，于是乎一度就出现扬子江两岸诸道诸省，都前往武汉采买金银首饰的状况。
而实际哭笑不得的是，整个武汉的顶级金银器，其手笔都出自苏州、扬州、长安、洛阳四个地方。
也就是说，很多外地人“慕名而来”，不过是出口转内销的另类翻版，苏州豪客跑来武汉一掷千金，搞不好买回去的东西还是苏州产的。
时代就是这么的微妙，人员流动越加频繁，带来的交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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