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朱宜锋又一次引用《商君书》中的话。
“所以才有了“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有了“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可如此民众自然会反抗，这也就是有了秦国的重刑，“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狠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秦国之强，究其本源，就是弱民、愚民、刑民！””
“自然也就有了秦二世而亡！”
郭嵩焘适时的补充一句，而朱宜锋深以为然的点头说道。
“所以，后世的统治者，才会吸取秦国的教训，但在吸取其教训时，却又念念不忘秦国以“愚民”治民的成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董仲舒适时的出现了！”
提及董仲舒的时候，朱宜锋的眉头微微一挑。而郭嵩焘同样也因为汉王的话锋转换，而惊愕的看着他，似乎不明白汉王为何会提及董仲舒。
“就学说上来说，与法家以弱民、愚民、制民为核心不同，儒家学说的根本是“以民为本”，最为代表性的一句话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甚至在《孟子》中《梁惠王下》中，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在提及此文时，朱宜锋不禁流露出些许笑容，
“这段话很有意思，其实是孟子给齐宣王下套，齐宣王的一弃、一已，一个断交、一个撤职，可换成国家的时候，他就左顾言它了，儒家站在民众立场上，国君不能治好国家，也得负责下台，并没有愚民来维护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含义。那个时候的儒家创立者，不是阿附权贵之徒，而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不会为了政治利益去出卖人格，为国君出谋划策。无论是孔子也罢，孟子也好，其学说中尽是“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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