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亲戚师友中不乏显宦达贵：陶澍、贺熙龄是他的儿女亲家；林则徐、贺长龄是他的忘年交；郭嵩焘、郭崑焘兄弟是他的同乡兼朋友。身处这样一种社会关系网络中，左宗棠怎么可能轻易归顺自己呢？另外，左宗棠从青年时代起就有很高的抱负，经常以诸葛亮自期，立誓要“为播天威佐太平”。封妻荫子、青史留名是他一生的追求，封建士大夫的正统观，也不可能让他站到清王朝的对立面去。
也正因如此，朱宜锋在反思了最初的“熬鹰”之策后，才会把他放出牢笼，让其与胡林翼同居一院之中，不过“熬鹰”并非没有收获，至少现在已经给他带来了一个阴影——其性命为他人所握的阴影。至少能令其放弃最初的赴死之念，进而珍惜性命，现在朱宜锋知道自己必须要打碎他心中最后一点坚持——也就是所谓的“正统观”。
“两百余年间，满清如何待我？其所行所为无不是歧视与压迫之策，其以屠刀杀我百姓于先，逼我改行满人辫发服饰于后，其亦于全国各要地分驻八旗，以监视、镇压汉族；更野蛮圈占我汉人之土地；大兴文字狱，毁我之文明；满清八旗者，更是享尽特权，其言道“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可数百万旗人却享有不服徭役、不纳钱粮的特权，自七岁起，即可支领一份钱粮，此前落地之时亦可支领半份，如此种种焉有平等之说？”
朱宜锋的话语落在胡林翼、左宗棠耳中只让他们两人的脸色微微一变，他们又岂不知其所说的是事实，别的不说，就是那所谓的被些许人吹捧的“雍正朝三大德政”的“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其本意又岂是为了“官绅一体”。其原因不过只是因为朝廷之财力无力奉养两个“不当差、不纳粮”的群体——虽说有人言道前朝财力之困尽因“官绅不纳粮不当差”，可实际上却绝非如此，前朝官绅又有多少？纵是现今大清国立国两百余年至今秀才举人累加不过只有百余万人，而引比之下，不服徭役、不纳钱粮且生下便有落地银的旗人，岁岁年年又岂之百万之数。
那所谓的“官绅一体”，表面上看似“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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