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组织”。
但是随着平津、晋冀和江浙等大片国土的沦丧，国民党正规部队的迅速溃败，许多有识之士深感中国“以劣势的装备，光是同敌人在一点一线上争胜负，一定得不到很好的结果”。于是“全面战”与“全体战”的论调，就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术语。
国民政府也意识到了这点。为顺应新情势，军委会在1937年12月13日策定新的计划，指出“国*军以确保武汉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廊，发动广大游击战”。
1938年1月8日，蒋zs又在汉口召集重要军事会议，研讨对敌战法。在此次会议上，白崇禧提议：在战术上，“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白崇禧的建议被蒋zs采纳，随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
当然，蒋zs逐渐重视游击战也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华北沦陷后，国民党部队，尤其是嫡系部队，几乎全部撤退。八路军深入敌后，很快得到发展，建立了大片根据地。正是华北的教训，使蒋zs警觉起来，上海、南京失守后，他特意把韩德勤的部队约十万兵马留在苏北，皖北也留下了廖磊的七万部队。
汉口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术思想已经初步形成，但与之不相匹配的却是游击理论的匮乏。当然，五次“围剿”红军的经历，对国民党军事思想的转变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国民党从中了解和熟悉了游击战术，并且有了部分的研究和运用。
形势的发展，将敌后游击战推到了持久作战的战略位置，也使得杨天风所写的《波亚战术精义》更加具有轰动效应和实用意义。
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了马玉名的思索，门一开，近日从洛阳到来的副组长廖文忠走了进来。
“组长，事情都办好了，您还有什么吩咐？”廖文忠清瘦高挑，象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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