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侍从室再将这些报告、文件转至各承办单位。
而报告、文件，侍从室呈送还是压下不呈送，先呈送还是后呈送，呈送时的拟办意见是什么，这些别以为是小事一桩，无关紧要，它所起的作用可大得很，甚至会决定一个单位或一个人的进退荣辱、生死存亡。
现在的侍从室有第一处和第二处，简称“侍一处”、“侍二处”。这两个处都直属蒋个人领导，都是“通天”的。两个任的主任也都是都是国民党的军政大员，非同凡响。
侍一处主任张治中，曾是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湖北省政府主席，中将加上将衔(这是国民党军衔的一个阶级，低于二级上将，高于中将)；侍二处主任陈布雷，被称为蒋的“文胆”、“智囊”。署名“侍秘二”的文件或电报，连孔祥熙这样的皇亲国戚都不敢怠慢，稍有得罪。
1939年初，蒋委员长决定将侍一处和侍二处中搞情报的业务合并起来，单独成立一个第六组，亦即情报组。蒋最宠信的大红人之一——戴笠得到这个消息后，想方设法要把这个职位拿到手。为此他到处托人情，找关系。但蒋还是没有让戴笠当这个组长，而让另一心腹唐纵担任此职。
唐纵也是军统系统，但当了第六组组长后，就成了军统局的“顶头上司”，戴笠也得拉拢、讨好。当然，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唐纵收受厚礼后，对军统局和戴笠本人也就格外帮忙。军统局的报告率先呈送，别的单位的报告或许压个一天半天。这样的“小动作”在唐纵来说更不费吹灰之力，但对军统局来说就功德无量了。
能“通天”的情报组组长唐纵给杨天风写信，引子是杨天风所提供的日军将进攻长沙的情报，看起来倒也名正言顺，但细琢磨，却不是那么回事。再仔细研究信中的内容，更超出了确认情报的范围，用词也相当客气。
你说你一个侍从室的高级幕僚，主管情报的组长，跟我探讨什么国际动向和我国应用之对策呀？什么博采众长，什么广纳建议，什么议论判断要极警策等等，杨天风看来都不是真的，最关键的还是唐纵说到的要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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