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流动，如水银泄地，难寻踪迹。大股流贼因为陕西无粮可抢，开始越过黄河杀入山西。继而又向河南、北直隶甚至山东不断渗透，一边避免跟官军正面交锋，一边展开避实就虚的运动战。
到了这一步，招抚之策已经无法进行下去，朝廷改用剿杀策略，到处镇压民乱。此时的流民军还很弱小，组织更是涣散，官军很容易就将这些乌合之众击败，战事呈现一边倒的情况。但是由于流民军分布广泛，数量众多，而且流动性大，官军的这些胜利并没有解决问题。任何一场战斗或是任何一支流民军的失败，都无碍大局，改变不了日趋恶化的战局。接下来发生的裁撤驿站事件和新一轮边军哗变，使得大量的失业邮差（例如李自成）和边塞逃兵加入到流寇的队伍之中，进一步壮大了西北流民军的队伍。
但明朝毕竟树大根深，不是轻易能扳倒的。新任三边总督洪承畴以铁血手腕治军，极端残酷地大肆屠杀饥民，终于一度扭转了陕西乱局——这个人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手狠且心黑，跟成吉思汗很有共同语言，对于西北乱民如麻的糜烂时局，他的解决对策只有一个字：杀！把人都杀光了，天下就没事了！
崇祯四年上半年，洪承畴打赢了河曲之战，杀了陕北流寇总盟主王嘉胤，之后又逐步清理了陕北的其余各路流民军，无论壮丁还是妇孺老弱，一律杀光，逼迫得他们在陕西无处存身，纷纷渡河窜入山西。
结果，在陕西“匪患”逐步平息的时候，山西的局势却是越来越乱。到了崇祯五年的春天，至少有二十万流寇活跃在吕梁山、太行山之间，山西、河南、北直隶三省不少府县全都饱受滋扰。
但此时的北京朝廷忙于应对辽西的大凌河之战，以及又一次破关南下的鞑虏偏师，之后又要对付登州叛变和山东闻香教大起义，非但没办法从别处组织援军，增强山西的兵力，反而还得从山西抽调兵力勤王和援助其它战场……而这些兵力多半都一去不复返，导致山西的防务变得异常空虚。
于是，云集在山西各处偏僻山区的数十股陕西流寇，便聚集起来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 / 共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