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宋进行军改，赵昺当然不是贸然行事，严格的说也算不上改革，而是改良更为合适。人们都知道宋朝的军队在对外战争中败多胜少，积弊严重，但是在制度上却并非如此，应该说是领先这个时代的，甚至在后世也不算落后，一无是处。
“杯酒释兵权”是人所共知的典故，但大家也知道若只是剥夺了那些宿将的兵权，而没有制度的的建设，依然会有新的军事将领拥兵自重。于是，宋太祖开始改革兵制，调兵、统兵权分离，调兵的不能统兵，统兵的不能调兵，如此就有效地消除了过去藩镇自雄、混乱割据的局面。
“兵符出于枢密，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也就是说枢密院与中书省分权，掌管兵符；“三衙”——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分别统帅禁军、骑兵、步兵三个军种；而兵部最可怜了，仅仅负责后勤事务和管理地方的厢军。
在这种体制下，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却不掌管军队；三衙掌管军队，却无调兵之权；遇有战事，由皇帝任命大臣领兵出征，从而实现了“发兵之权”与“握兵之重”的分离。这样一来赵匡胤以此强化了枢密院之权，用来分兵部之权——也就是削弱了相权，保证了皇帝对军队的完全控制。
当然宋代这样的兵制也不是说没毛病，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宋朝实行过更戍法，规定军队定期更换驻地，而将帅不随军转移，管理军队的不直接带兵打仗，导致“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在以人力和冷兵器为主的传统战场上就带不了兵，甚至无法指挥，这样的军政军令分开实际是削弱了军队战斗力。所以赵昺也是想了很长时间，考虑是完全实施现代的军政、军令严格分开的制度，还是单一的集权之。
但经过几场战事以后，赵昺也有了些心得，其实究竟哪种模式更合理，并无一定之规。军政军令是否分开，是以能否实现军队指挥迅捷灵便、领导管理科学高效多能、作战保障有力为目的。契合军队的武器装备、作战指挥和管理水平的模式，就是好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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