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天不遂人愿,陈吊眼非要另起炉灶,让自己瞅着块肥肉吃不到,着急上火不说,还只能生闷气。而让赵昺最为担心的是一旦其在围剿下接受了元廷的招安,那样自己不但无法得到助力,反而会多一个敌人,不得不与其刀兵相见,且打起来以后自己不但会耗费巨大的物力人力,还会与闽地的畲族接下死仇,对以后的行动造成诸多的困难。
在赵昺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郑虎臣提出以潜伏在陈吊眼军中的探子,或是利用事务局的行动队将其暗杀,这样干净利索就将麻烦解决了。而赵昺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起码现在没有必要,因为他虽然不知道历史上的陈吊眼是什么结局,可他知道其根本难成气候。
这当然不是赵昺的直觉,而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自秦朝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清末的太平天国为止,爆发的起义只怕难以计数,可鲜有成功的例子,能当上皇帝的概率极其低下。更新最快,最好的醉书楼1小说阅读网www.zslxsw.\\com而农民无法成为领袖,是有其必然性的。古时农民长年在田间耕作,没有文化,既无法意识到造成自身厄运的原因,也没有能力提出恰当的政治纲领。生活经历单一的农民更没有相应的组织能力,来领导一支起义军。
再有在我们的印象中,“农民起义”目的肯定是要为农民谋利益,要“均田免粮”的。但事实上,大多数人起事之初,所要谋求的都是个人富贵。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动员戍卒造反时,说了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说明他们鼓动驿卒造反的承诺并非分田地,而是功名富贵。戍卒们非但没有反抗地主阶级的意思,反而愿意追随陈胜、吴广打出的“公子扶苏、项燕”的旗号。
唐朝晚期的黄巢、王仙芝都是大盐商,因走私贩盐而暴富。他们造反显然不是为生活所迫,也没有帮农民反抗地主的意思。王仙芝、黄巢在造反途中曾多次向唐朝政府请降,黄巢曾上书请求封他为广州节度使,但唐廷只同意给他一个四品小官,结果当然是没能谈妥。
这些“起义”领袖在成声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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