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根据惯例，或是散乱的条文来行事，毕竟没有谁能将诸多的条文都记住。
在生死存亡之际，也没有人去顾虑这么多。行朝也就成了上头怎么说，下头便怎么做。而一旦起了争执，也无据可查，你说典律中有此规定，我说没有，可又查无实据，都成无头官司。到琼州后，赵昺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也曾想重新编撰，可此事做起来不是一句话就能办到的，而是一项浩繁的大工程，只能由各部根据形势变化出台些临时管理办法。
所以如今比较完整的律法，只有赵昺主持修订的军法，对军中各项事务做了完整的阐述和详细的规定，但按照传统这也不能算作律法，也只是暂行规定。其它方面的律法则仍处于自行其事的状态，可以说十分混乱。不过大宋朝的律法向来如此，大家似乎也习以为常，只是他自己麻烦些，打起官司来都得找他来裁决。
严格的来说，大宋朝根本就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典。在中国法律史上，宋朝是一个特殊的朝代，因为它没有自己的法典，有的只是一部“抄袭”《唐律》的《宋刑统》。由于在宋朝和唐朝之间有了一个混乱的五代十国，所以宋朝继承的法律名称没有沿用唐律，而是沿用了后周的“刑统”名称，结果就有了特殊的《宋刑统》。而采用唐律，主要是为了其象征意义，而不是为了其内容。
因此《宋刑统》成为基本法典，而一般性法律，则通常都以“编敕”的形式出现。编赦。宋代的敕是指皇帝对特定的人或事所作的命令。敕的效力往往高于律，成为断案的依据。编敕就是将一个个单行的敕令整理成册，上升为一般法律形式的一种立法过程。可以说这是本朝一项重要和频繁的立法活动，大凡新皇帝登极或改元，均要进行编敕。
到了南宋时期，由于原来按敕、令、格、式法律形式及发布时间汇编的方法，缺少条理，难于检索使用，所以淳熙年间改为根据法律的内容、性质、功用，分门别类，依事编排，并将这种体例冠名为“条法事类“。在敕、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并行和编敕的基础上，将敕令格式以“事“分类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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