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脉。而让一个女人变得如此强大，正是因为母性的伟大，使她可以为了自己的孩子牺牲一切。如今当其发现吴家可能威胁到赵氏的利益后，也毫不犹豫的选择站在了他的一边。
赵昺自来到这个世界最亲近的人可以说就是杨太后了，十年间给了他跨越千年的母爱，并给予了他无私的支持，可以说若是没有其也便没有他的今天，更不可能掌握大权。同时其也是赵昺最为‘惧怕’的人，但绝非那种表面上的怕，而是从心眼儿里的怕，怕让这个可怜又坚强的女人伤心、难过，怕自己让其失望。所以在杨太后表明其态度后，赵昺也终于松了口气。
不过赵昺知道即便自己获得了杨太后的支持，但是处置吴家也是一件极为冒险的事情，他如此做其实等于在与整个士人集团对抗，从他们手中抢夺权力。因为按照儒家的治理思想，天子“君临天下”，但应当“统而不治”，所谓“无为而治”、“垂衣裳而天下治”、“恭己正南面而已”，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从表面上看，毫无疑问宋室君主处于这个权力结构的最顶端，具有最尊崇的地位，同时也是名义上的权力源，所有的诏书都必须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但是在士大夫们看来皇帝最好只是作为主权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礼仪的代表而存在，并不需要具体执政；国家的治理权由一个可以问责、更替的朝廷机构来执掌。
赵昺知道这种国家体制类似与现代的君主立宪制，用现代政治学概念来说，这叫做“虚君共和”；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叫做“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当然在封建社会的整体下，宋代的实际权力运作当然离理想的“虚君共和”尚有很远的距离，但“虚君”显然是宋代士大夫阶层的重叠共识。
北宋人曾肇说，“帝王号令，务要简大。若夫立法轻重，委曲关防，皆有司之职，非帝王之务。”与其同时代的罗从彦也说，君主“除礼乐征伐大事之外，其余细务，责成左右”。南宋的大理学家陆九渊说，“人主高拱于上，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使其臣无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责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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