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忽必烈掌管汉地以后，又有商挺、许衡、郝经、宋子贞等人先后应诏而至。
随着这些中原人材的加入，忽必烈建立了一个以儒士为主的金莲川幕府，保护并且发展儒学事业。此后他又接受了“儒教大宗师”的称号，表明忽必烈将自己塑造为一个由中原正统文化支持的中国之主的决心。而金莲川幕府为忽必烈建立元朝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事实上，这些儒士不仅积极给忽必烈献计献策，还帮助忽必烈有效地治理了中原汉地，由是其益重儒士，任之以政。为进一步在中原推行汉法取得了经验。儒士姚枢向忽必烈进言“今天下之广，人民之众，财富之阜，有如汉地者乎？……异时廷臣问之，必悔见夺，不若惟手兵权……则事顺理安”。
姚枢的建议对忽必烈很有帮助，此后不久，蒙哥果然对忽必烈势力的扩张有所怀疑，派遣阿兰答儿钩考汉地财赋。儒士们又策划忽必烈入和林觐见蒙哥，消除了蒙哥对忽必烈的猜疑。在这一时期的中原汉地，汉法派阵营空前强大，回回法在中原地区实行受到遏制。
忽必烈即位以后，“祖述变通”，对原来以草原官制为主的大蒙古国进行改革，逐步建立了一套适合对全国进行统治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中统、至元之初，忽必烈对以其“藩府旧臣”为主体的这批儒臣十分信任和重用，实行了卓有成效的汉化政策，建元表岁，建构新型的政治制度，在军事上建立了一支杂糅蒙汉军制的武装力量，并仿照中国传统建立礼仪制度。
不过好景不长，汉法派对于言利统统反对，没有更好的方法也不想采取措施解决元政府面临的财政问题，他们与忽必烈的关系逐步疏远。阿合马等回回理财大臣则利用忽必烈的信任，拉笼理财之人，谋取个人私利、贩卖官爵。这些行为与传统汉族儒臣所理想的儒治完全相背，因此受到大部分儒臣的反对。
安童时任首相，能荐用和亲厚儒臣，崇尚汉法，政刑宽平，故有贤相之誉。这些儒士集中在太子真金和丞相安童周围，形成了一个主张汉法，反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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