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避义务的法官，处罚非常严厉。甚至上下级法官之间也要回避——即有亲嫌关系的法官不能成为上下级。如果有回避责任的法官不申报呢？许人检举、控告。
不用说，这自然也是为了防止法官的裁断受到私人关系、私人情感影响，出现假公济私、公报私仇的情况。实际上也可避免发生亲铡侄儿之类的人伦悲剧。如果包拯的侄儿因为贪赃枉法而被告上法院，那包拯首先就得提出回避，决不可能亲自审讯此案。这样的司法回避制度，可以说已经严密得无以复加了。
那些批判传统司法制度欠缺程序正义的人，显然是将戏说误当成历史了。编造出“包公铡侄”故事的旧时文人，与将“包公铡侄”行为当靶子的今日学者，其实都误以为传统司法制度不讲究亲嫌回避，才会出现大义灭亲的司法官，只不过前者将“大义灭亲”吹捧为美德，后者视“大义灭亲”为司法回避程序的缺失。【醉书楼小说网,轻松阅新体验WWW.zslxsw.\\com]
遗憾的是，事实恰如后人所指出的那样“元人入主中原之后，宋朝优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坏，他们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学，取消了刑法考试，取消了鞠谳分司和翻异别勘的制度。”生活在元明清时期的小文人，已完全不知道宋代繁密的司法程序设计，只能凭着自以为是的想象编造包公审案的过程。
因此宋亡之后才批量出现的“包公戏”，实际上跟宋代司法制度已毫无关系，顶多只能反映元明清时期的一部分司法观念与实践而已。借助“包公戏”批判传统司法模式是大而无当的，因为“包公戏”实际上遮蔽了发达的宋代司法文明。
不过在赵昺这个现代人看来，尽管宋朝依据分权的原则，从功能和机构两个方面，建立了以司法系统自我监督纠错的司法内部的监督机制，以及为防止弊端，或在发现审判错误后启动的司法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但是，宋朝刑事审判监督机制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其正面作用亦不应被夸大。
首先，宋朝实行刑事审判监督机制的目的在于追求裁判结果的正确性，但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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