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前的时期，矛盾还可以作为一个临时的维系各种离心力的工具，也就是说，此时的离心力主要是针对旧的王朝统治秩序而呈现的。所以这时候斗争虽然尖锐，但形式和范围倒还简单，矛头所指也比较集中。
那时大宋已经名存实亡，矛盾的焦点已经转移为民族间的矛盾。而赵昺要要获得广泛的支持，就必须凭借和利用这个矛盾，甚至采取一定的策略推动矛盾的普遍激化，来扩大其影响。当然却也不能作为重建新秩序的凭资，不过却掩盖了各方力量间的矛盾，也使得他对旧规则进行变革为人所能容忍。
所以在琼州之时，无论自己提高武人的地位，大范围的启用吏员执政，以及大肆屠戮蒲氏一族，清除叛国者，劫掠他们的家财，皆尚能在主要矛盾的遮蔽下为人所容忍，甚至为之叫好。即便其中也有波折，但都能很快被正义的声音压下去，因为这些手段都被视为复国所必要的手段。
不过在收复江南后，赵昺再行以这些方法行事时，却遭到了抵制。但他并没有意识到形势产生变化的同时，主要矛盾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因而他将反对的声音是视为旧势力不甘失败的体现，进而采用了更为严厉的手段弹压，对与蒙元了联系的人皆视为威胁自己统治的敌人予以打击。而结果就是与清流间的矛盾激化，导致自己进入江南后就遭到了执政危机，不得不靠与士人大族联姻来平息之间的矛盾。
此后赵昺依然打着‘北伐中原，牧马西边’的口号来号召各方势力支持新政权，并通过不断的战争来激化与蒙元间的矛盾，想继续借此对旧规则进行改革。虽然亦有成效，但是阻力明显增加。他早就提出俢敕，重新勘定法典，可事情两年过去了，至今尚未成书，甚至参与者仍在为是‘法不容情’，还是‘情大于法’争执不休。
可惜他依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根源。直到当下自己兵进两淮，欲夺取中原之时，反对的声音骤然增加，使得赵昺才开始深层次的反思，此时蒙元势力被赶出江南，主要的矛盾失去一个可以汇集的焦点，依旧存在的矛盾遂离散为比较广泛范围内的矛盾，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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