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比普通士兵的巅峰期还短的军事消耗品。毕竟人类士兵从二十到三十岁整整十年都可以称为体力巅峰期，极端情况下四、五十岁的老卒也会被拉去戍边，但是马匹过了年限是真的不能上战场的。由此可见，想保持一支精锐骑兵的话需要长期投入，不存在一劳永逸解决骑兵问题这么一回事。
由此可见，马匹对于农耕文明来说，除了军事用途以外，真的简直就是一性价比极低的造粪机器，造的粪还不能肥田。所以即便是像宋朝和明朝一样，对民间养马开出诸多优惠政策，也很难保质保量地对骑兵部队提供马匹。而在赵昺看来就是朝廷为了减轻财政负担的甩锅行为，按照现代的说法就是‘懒政’，从而加重了民间的负担，导致政策难以持久。
民养马匹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无法提供合格的战马，毕竟一匹马是需要很大的地域作为活动场地，而民间养马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只能是圈养。且与游牧民族不同，他们养马只是被动的为了完成朝廷的下达的强制任务，只需交够规定的数量即可，也不会对马匹进行必要的训练。
比如宋朝立国后面临的几个北方强敌，女真人不是游牧民族，他们以农耕、狩猎多种经济活动养家糊口，养马在他们看来是保护家产、扩大抢劫范围的重要工具，而非经济活动必需品。虽是民养却是处于战争目的，其的骑兵普遍装备两匹马，连续冲锋能力远胜于普遍只有一匹马的西夏骑兵。
但是女真人在逆袭了辽国和北宋后，女真军人就把养马的累活交给了契丹人，把种地、手工业等劳动交给汉人奴隶，自己一心一意当大爷。结果在金朝末年出了篓子，养马的契丹人主动给蒙古大军带路，让他们失去了数十万匹战马，金朝军队的战马变得捉衣见肘。
而蒙古人养马之所以能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因为马刚生下来一两年时间就在草地上加以训练，前后达三年之久。由此训练出来的马匹很有纪律性，千百匹的马群不会撕咬乱叫，即便主人下马也依旧可以驱策，也不会走脱。
且蒙古人白天并不喂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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