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族这一直接联系，难以有效地动员基层社会的资源，而这一点恰恰是贯穿唐宋大变革的主线之一。具体在军事制度上，中唐以后，随着地方社会资源的整合失败，府兵制度再也难以维持，中央政府及地方藩镇被迫组织起职业军队，如中央的神策军、地方藩镇的牙兵皆属此列。
但职业军从本质上，与府兵及乡兵是完全不同的。汉代的征兵制与府兵制一般，都是以动员地方豪强为基础，来间接动员地方军事资源的。汉代的这些乡兵虽不是豪强的私家军，但本身属于地方上的自组织武装自卫团体，而从中协调、组织的便是这些地方豪强。
由于乡里、宗族规矩所给予的约束，这些地方上的自卫武装往往会听从地方豪强的指挥，而且自给自足。但在唐代府兵制崩溃之际，这些新建立的职业军队伍，却不会受到乡里各种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同时地方财政也难以支付赡养大量职业军所需的军费。
正是因为职业军制度的这一特征，导致了北方的中原、河朔藩镇频繁反抗节帅；而在中和动乱潮以后，中央政府无力再给予这些藩镇财政补贴之时，这些藩镇就纷纷独立，与唐廷划清界限。职业军固然意味着更加集中的训练，但他们与指挥官之间的联系却更加薄弱。
军队能否良好发挥战斗力，更加依赖于平日的训练以及指挥官的指挥艺术。而且在宋代以后职业军隶属于国家，却又往往因为监察困难而导致军队的化，唐末神策军以及北宋末年河北方面军的化均是很好的例证。
另一方面，基层军官的整体素质也有一定的退化。由于征兵制与府兵制的特征，在唐以前各级指挥官常常与豪族相挂钩，但在职业军制度出现以后，指挥官与豪族出现了脱钩。这一点从制度上来讲无疑是一件好事，但却存在着另一个问题，即平民出身的军人并未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宋代以后在民间兴起的私学多由地方大族创办，许多也是为宗族服务的宗族学堂，平民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不多。本来，若是这些大族子弟愿意进入军事系统，军官的文化素养尚能保证，但这里却牵涉了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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