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国家统治面临着许多新的转折，行政使职大量出现。在不断派遣使职的过程中，逐渐衍生出一种新的行政机制，临时派遣的使职演化为固定的职务，并逐渐形成一个与原有尚书六部行政体系不同的、按照新的机制处理政务的体系。
使职的出现和原有的行政部门使职化，势必与原来由尚书六部统领寺监和州县的行政体制发生冲突。而且使职因为有皇帝的特别授权，在处理具体事务的过程中可以跨越尚书六部，直接向皇帝或宰相负责，这又进一步引起宰相制度和整个政治体制的变化。
最为显著的后果是：由于中央使职行政体体系在发展过程中取得对地方政务的领导权，中枢体制中三省制受到冲击，三省制逐渐向三省合一制发展。玄宗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改政事堂印为“中书门下之印”，是中书门下体制建立的标志。
建立中书门下体制建立后，行政体制依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使职差遣在安史之乱前已经很普遍，但安史之乱给唐帝国带来的一场全国性战争，为唐王朝的统治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从而促成系统的使职体系初步形成。尽管代宗和德宗初期有过恢复三省制的改革，但都未能坚持。到贞元时期全国政务汇总于中书门下，中书门下作为行政枢纽的地位终于巩固下来。
逐渐形成一种中书门下共同会议决定办事，这种从上而下的公文路径，所用的时间很短，以防止来回封驳，提高了行政效率。从而实际上来说，形成以三省官为政务官，六部为事务官的制度，并奠定了五代及两宋宰相制度的基本格局，也是中国中古时期君相关系和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重大转变。
对于宋朝的官制，以赵昺当皇帝的感受就是纷乱复杂，以致让他初期都摸不清门路，不知道手下的官员是做什么的。而这其实也怨不得他，在太祖开国时，宋朝不仅继承了旧朝的体制和大量官名，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大量新的官名及办事机构，让人是眼花缭乱。
赵昺当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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