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取处。
与此同时，佛门在学理上融合儒道，道教从儒佛中汲取养分，而最高统治者也以兼容精神处理宗教关系，三教和平共处成为宋朝常态。至于士庶日常行事，往往儒、佛、道并行不悖而同处杂陈。在雅俗文化的互融共处上，整个社会表现得相当宽容。
赵昺也明白正是在兼容并蓄中，士农工商各阶层相互间不断吸收、借鉴、融合其它异质文化，创造出璀璨辉煌的文化遗产。而这方面其实也是他想发扬和继承的，以此来推动自己的革新，但是往往某些东西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固化，忘记了初心，反而成了进步的绊脚石。
再有就是宋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趋于世俗化，士人们受到经世理念的影响，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强调经世。经科举制的有力推动，一个士大夫官僚阶层迅速崛起，从根本上关注百姓怎样生存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
士人阶层中的精英分子自许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实际担当者，向皇帝发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吁请，展现出迥异于前代士人的自觉意识。即以理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而论，就是旨在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功夫，最终落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
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念情怀的经典表述。当然这种情怀放在现代也不过时，赵昺也是深表支持的，可也希望他们能够对皇帝表示应有的尊重，不能事事关心，甚至连生孩子的事儿都不想放过。
不过赵昺明白月盈而亏的道理，晚唐五代以降，忠义廉耻扫地以尽。宋朝的新儒学重建过程中，表彰名节操守尤其不遗余力，至北宋中叶已“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名节操守敦促优秀的士大夫官僚“不枉道以求进”，将当世与后代对自己的评价视为高过赏罚、超越生命的永恒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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