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李邦彦，“邦彦疾驱得免”。皇帝派出的内待就无此幸运。被“而磔之”。钦宗在宫内摇摆于武装镇压与服软从众之间，在听说宣德楼前广场上禁军已与请愿群众接触而退回后，钦宗急召李纲及种师道，并授予他们官职，请愿群众方才渐渐散去。
陈东所领导的太学生以上书请愿的方式取得了成功，他开以学生运动干预政治之先河，成为后世景仰的榜样。在此之后的两宋易代之际，更是不断的有太学生上书论事，宋廷大多采取了优容的态度。到了孝宗时期，南宋因隆兴和议的签订而渐渐安定下来。
基于形势，隆兴二年，朝廷以黄榜禁太学生伏阙。这是朝廷第一次明文禁止太学生伏阙，而太学生用行动回答了这个诏令。就在黄榜公布的当日，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伏阙上书，要求斩宰相汤思退等人，并召用陈康伯、胡铨，以济大计，学生的议政活动开始在朝廷的禁止下继续发展。
但赵昺认为这也是学乱的转折点，南宋中叶之后，经济日趋繁荣，社会中享乐风气开始流行，而不少太学生也于此时开始或辗转下僚，或往来于官宦之家。此时的太学生们已经丧失独立之意识，庙堂之上的口吻愈来愈重，臧否人物之外也关注抽象的政治原则和具体的政治措施，在这种纠革中他们甚至参与了党争。
南宋太学生干政趋于经常化，几乎每次大的政治风波都有太学生介入其间，卷人者的人数也颇可观。而他们身份地位加之社会风气的变化使很多太学生对挽救民族危亡不再感兴趣，报国雪耻的梦想逐渐泯灭。伏阙上书更多的是关注自身小利的得失，以致行动缺乏理性，及至无理取闹，败坏了太学的声誉，更为史家所诟病，性质隐然转向。
当然，上书言事的影响力还要取决于两种因素。首先是政治生态的影响，尤其是高宗朝，君主政体愈加独裁，处死了陈东，开了大宋不杀士大夫的先河。其又和秦桧君相联手，采取了两种高压措施：一是把知名的政治反对派，以及有反对派嫌疑的士大夫官僚，全部驱逐出朝廷；二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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