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转变既有现实的问题，也有政治上的考量。
北宋兴学运动，提高了官学的社会地位，官学学生论陈时政，已成风气，尤其是太学生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至南宋时，太学生伏阙上书，干预朝政的声势更强烈，造成相当大的社会影响，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使他感到与其发展官学，不如鼓励读书士子在深山寂林创设书院闭门读书、潜心修养更为可靠，至少可以减少许多麻烦。
另一方面还有经济上的考虑。北宋兴办官学，上自太学，下至州府县学，一切费用概由官府负担，需要大批经费，而国家经济实力又不足以维持数量众多的学校。南宋时，国家财政更为困难，尽管高宗曾宣称：“朕不惜百万之财以养士”，究竟不免因实际困难而发生动摇，以“军食未暇，国家削弱”为由缓议恢复官学。
此外在民间，许多名士大儒也认为官学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国家“建国君民”、“化民成俗”的需要，读书士子也深感在官学难以学到“德行道艺之实”，也对官学失去了兴趣，多自寻名师，求学问道。而有识之士在激烈抨击官学教育弊端的同时，转而积极从事私人讲学活动。
基于此，从政治上高宗皇帝总结北宋发展官学，而忽视书院，造成更多的社会矛盾的教训中，深感支持书院的发展是有利的。朝廷也感到官学教育极不景气，经费困难致使官学时作时辍，难以维持，却苦于回天无术，只好也转而支持民间或私人创办书院，以补官学之不足，以救官学教育之弊。
因而自筹经费，置田设学的书院所有的独特优势，遂应运而盛。当然南宋书院教育的勃兴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酝酿过程，其始发轫于朱熹于淳熙六年复兴白鹿洞书院，又于绍熙五年复兴岳麓书院。名闻天下的两大著名书院的相继复兴，为南宋书院的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之后，各地争相效法，纷纷建立书院，延聘名师硕儒，聚徒讲学。二十几年后，竟蔚然成风，书院得到迅速发展，呈鼎盛之势，直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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