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也以为，太学生动辄就搞伏阙上疏之事，是有些朝臣正是看出他们年少轻狂，敢于直言的弱点，对他们加以利用。不过朕以为受蒙蔽者终是少数，毕竟只是支流。纵观我朝百年间太学生干政，总还是功多于过的。”赵昺言道。
他此时已经意识到众臣对自己对学乱进行打压还是持保留态度的，但是他也知道理学官学化以后，在政治权益方面，知识分子似乎争取到了一定的话语权，获得了某些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但在思想的创新度与开放度上，却饱受官学化胜利后所带来的负面后果，而他们也欲强制推行自己的政治观点，从而引发反弹，导致盛极而衰，开始走下坡路。
士子一方面，由于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与干预，士大夫知识分子在言论自由度上，反而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理学由于受到官学优越感的左右，他们也习惯压制思想政治上的不同声音。而太学生们也要做“无官御史台”，“言侍从之所不敢言，攻台谏之所不敢攻”，干预朝政。
但就当时太学生的构成而言，富贵人家子弟占有相当比例，在污浊的政治环境下，他们热衷于高官厚禄者为数颇多，太学生队伍中个别受人贿赂褒贬不公者有之，见风使舵者更是屡见不鲜。有些执政大臣也看门道，学会了使用通过太学生左右舆论的策略，最突出的就是两个奸相秦桧和贾似道。
“陛下的评价十分中肯和实际，此次学乱背后亦有人挑动，但据臣所查朝中官员并未涉及，而是士绅从中挑唆。”陆秀夫言道，“蒙元占据江南十余年，他们重利轻儒，官学皆被废弃，士子只能入书院求学。而各地相阻，加之蒙元多年为开科举，书院之间的交流也基本断绝，形成故步自封，闭门造车的氛围，导致各学派之间成见愈深。如今我朝重归江南，但形势已变，儒士们却仍以旧时观念视之，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陆相分析的极是，朕曾多次说过，以儒治国是大宋的根本，这个不会改变。但是朕也数次强调，若是士人不思进取，抱着旧时的规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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